新时代以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加速由以煤为主向多元化、清洁化转变，能源体系由传统能源加速向新能源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清洁化程度最高的煤电体系，污染物排放显著下降，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历史性超过煤电，装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全球非化石能源增长量中超40%来自中国。2024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53.2%，非化石能源占比持续提升。
当前，我国正处于能源转型攻坚期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新征程上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行动指南，标志着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新阶段。
《意见》引领下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机遇与挑战
《意见》的出台，为我国能源领域带来了系统性、多层次的绿色低碳转型机遇，通过“配额分配”和“市场交易”机制激发企业提升能源效率的内在动力，以经济激励进一步激活企业能源效率。此外，清洁能源将迎来更广阔的市场需求。《意见》明确指出，到202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受成本因素驱动，企业会主动寻求可再生能源、核能等低碳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从而为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
一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扩容。全国碳市场已纳入电力行业，2025年3月新增钢铁、水泥、铝冶炼三大行业，碳排放覆盖量占比升至60%；2027年将进一步纳入石化、化工、造纸和航空等行业，覆盖比例预计突破70%。市场扩容将提升交易活跃度，推动能源及相关高耗能行业低碳转型。
二是碳排放配额机制改革。建立预期明确、公开透明的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强碳价对企业减排的激励作用，推动企业积极投资低碳技术。有偿分配所获资金也可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和节能项目，形成良性循环。
三是碳金融工具创新。碳期货、碳期权等创新工具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规避价格波动风险。透明碳价和丰富产品也将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低碳领域。
四是自愿减排市场重启。这将为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额外收益，提升投资回报。同时，鼓励林业碳汇、甲烷利用、CCUS等减排项目开发，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多技术路径。《意见》还着重强调了技术创新和数字化监管的应用。政策推动碳排放监测向精准化、实时化发展，为节能降碳提供数据支撑，并催生智能节能、碳管理解决方案等新市场需求。能源企业可借助数字化手段整合能源、碳排放与生产数据，提升管理效率和决策水平。
然而，《意见》的推进也会给能源领域带来诸多挑战。
一是碳排放数据质量与市场监管有待进一步强化。《意见》虽然全面强化了数据质量监管要求，但构建一套统一、透明、可靠的监测、报告、核查体系涉及面广、技术复杂，仍需持续努力，要不断增强碳市场的公信力和有效性。
二是能源转型中的公平性问题不能忽视。“双碳”目标的实现要“差异达峰、协同中和”，而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呈现逆向分布特征，区域碳排放与能源消费间的均衡性对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意见》引领下如何更加公平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尤为重要。
三是法规政策体系需持续完善协同。中国碳市场建设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在顶层设计上进一步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保驾护航，如何实现碳市场、电力市场、绿证交易等不同政策工具间的有效协调，避免政策交叉重叠或冲突，形成减排合力，是一项复杂的挑战。此外，行业普遍缺乏熟悉碳交易、碳资产管理和MRV（监测、报告与核查）的专业人才，这也成为制约企业有效参与碳市场的重要因素。
企业要从四个方面推进自身系统性变革
面对全国碳市场建设与绿色低碳转型的多重挑战，能源企业要主动适应新规则。截至2024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6.3亿吨，累计成交额430.33亿元。全国碳市场对企业而言，不再是一道简单的“计算题”，而是一道关乎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选择题”。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做能源生产者，更应成为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提供者和高效的碳资产管理者。为此，企业可以从顶层设计、运营优化、技术创新和生态协同四个方面推进系统性变革，全面激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新动能。
一是完善顶层设计。企业应树立“碳资产”管理思维，将碳资产保值增值提升至战略层面，与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深度融合。碳交易体制机制的完善要紧密结合国家“双碳”目标，依托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构建更加完善的碳市场体系。同时，内部应设立专业的碳资产管理团队，统筹碳交易、MRV、政策研究及技术评估，实现系统化、专业化管理。
二是推动运营优化。企业应加强MRV能力建设，依托数字化工具提升碳数据填报、核算与分析效率，减少人为差错，强化数据质量。应积极参与碳交易，探索运用碳期货、碳期权等工具实施套期保值，有效管理碳价波动风险。同时，主动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优惠政策，拓宽低碳技改项目融资渠道，保障企业稳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三是强化技术创新。传统火电企业可以布局“风光火储”一体化项目，改变能源技术进步的路径，从传统火电供应商转向智慧综合能源服务商。就我国能源行业整体而言，煤炭在当下及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对保障国家能源供给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必须进行新型技术的前瞻性评估和布局。例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氢能、新型储能、生物质能等深度脱碳技术。
四是构建产业生态。企业应主动参与碳市场与低碳政策规则构建，将碳排放纳入供应商遴选标准，优先采购绿电、低碳材料与服务，引领产业链协同降碳。通过生态化合作，助力全行业绿色转型，将企业低碳发展融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重点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数字赋能三个方面
全国碳市场作为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大制度创新，是连接能源革命与低碳经济发展的桥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体制机制改革为其提供了外部环境和动力机制，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数字赋能是决定转型速度和质量的关键要素。
一是突破绿色低碳关键核心技术。依托碳交易市场，以经济激励为牵引，破解能源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强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以前瞻性、创新性的科技成果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煤炭行业绿色转型的实现要从供应端、消费端、固碳端三端协同发力，落实好碳替代、碳减排、碳封存和碳循环四大路径。大力支持建设深部煤炭安全开采与环境保护、煤炭无人化开采数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着力突破绿色低损开采、全浓度瓦斯利用、甲烷管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生态开发碳减排与固碳协同增效等关键技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废弃矿井“抽水蓄能+”多能互补能源子系统，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和微型电网工程，形成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供应格局。
二是构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体系。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建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形成产学研用紧密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围绕绿色低碳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实施“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鼓励在高效光伏、大容量低成本储能、绿氢等前沿领域取得突破。同时，《意见》的执行需要碳排放核算与核查、碳资产管理与交易、碳市场监管与风险管理、碳金融与创新服务以及数字化与技术支持等各类人才，且对人才的复合型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加强相关学科设置，建立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理工管经交叉融合的学科体系。
三是推动数字技术赋能能源转型。融合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物联网与大算力模型等新兴技术，创新发展精准透明探测、智能感知与决策、碳减排及生态修复等关键技术，构建覆盖资源勘探、矿区建设、生产运行与生态修复全流程的智能自主决策体系，为深部资源安全、高效、智能、绿色开发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强化能源系统大数据分析与市场监测预警能力，加快推进能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构建生成式垂直领域大模型，培育能源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新业态。探索实施“智能化产能置换”机制，引导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资源集约利用。
展望“十五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将呈现系统化、市场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的新格局。碳市场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碳金融产品体系持续丰富，与国际碳市场的连接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数字技术与能源体系的深度耦合将显著提升能源治理的智能化与精细化水平。通过持续深化机制创新、加快构建完善的碳市场体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全面强化科技创新，我们必将有效破解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各类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高效、安全的能源保障，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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